16 张再林：《论触觉》，《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
她还说：修行要系缘修心，借事练心，随处养心。）、思行（《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颜子所好何学论》）。她不主张独善其身，而常欲兼济天下。证严法师在谈及宗教信仰时说： 对于宗教信仰采取的态度，也有两种极端的现象。类似的法语之言，俯拾皆是。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民不从矣。
馀如志行（《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礼者理也，先知礼，才能识理、懂理。[26]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第225页。
其中，形与实器气事行，最终与物相关，而物之为物的根本乃在于生，于是自然产生了生何以生的问题。正是看到了名在先秦诸子中的统摄性，胡适对名家之说提出质疑：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齐物之篇，皆其‘名学也，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生生、名名两不相离是中国哲学底本的基本形态。班固这样概括董氏之学：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其一、这场声势颇大，至今仍在持续中的生生哲学造论运动应当追溯到李泽厚先生。丁耘：《易传与生生——回应吴飞先生》，《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吴飞主要阐发了生生观念中父母生子以及人伦关系的一面，不过，其研究侧重于判断和划界，尚无意于建构思想体系，与正文中造论诸人有明显不同。
[32] 参见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95-548页。当本世纪初前十年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沉寂为近十年来做中国哲学的实践以后，一种希望通过发掘生生这一中国传统思想固有观念的造论热潮开始出现了。[66]余于哲学，主张思辨与体认二者交修。底本可以从一定程度决定思想的形态，但底本并不是思想。
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即使我们说他的具体形而上学是站在中国哲学底本上书写的，亦不为过。[43]俞先生分析指出，虽然老子的道乃先天地而生，独立而不改（《老子·第二十五章》），朱熹也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万一山河天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站在西方哲学的底本上来发展中国哲学。
‘本体，包括‘哲学，这些概念、语词都是中国没有的。可是，除了作为Logic的译名外，它到底指什么呢？显然不能仅指名家之学。
由此，俞先生认为：我感到国荣先生是以西方传统哲学为底本，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资源为西方哲学补罅堵漏。[9]存在的后一层内涵体现了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且因其突出了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正是其具体形而上学所要彰显的。
由此可见，底本观念的限度，从另一方面也构成其独特价值。因此，在未来新哲学的建构中应当着重思考：西方哲学为何有‘存有问题，中国古典思想为何近乎提出了‘自然问题，却明显缺乏‘存有问题。（《春秋繁露·如天之为》）由此可见，阴阳观念即董仲舒站在那个时代所领会的儒家哲学的底本，只不过这个底本是偏于从实的层面讲的。[54]清人卢文弨、江沅、臧庸、陈鳣等都持此见，[55]其中，陈鳣还引用贾公彦疏解释说：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其二、作为底本的阴阳五行观念并不能算作纯粹的儒家观念，但这并不妨碍董仲舒将其改造为一种新的儒学观念。然而，生生哲学主要侧重于古今问题，由近代名学发展所彰显的中西问题同样重要。
在这本著作中，陈先生亦明确主张：中国没有onto即being，故中国没有ontology，但中国哲学自身有本体，实体的讨论，故有自己的本体论。形名学实际上是中国古人理解世界的一套认识论。
以语音符号而非文字符号为中心的语言观在哲学上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思想史的古层与哲学史的底本毕竟不同，前者需要落实到某种重大的历史史实，[5]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某个重要的观念及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
[4]结合丸氏的古层论来看，中西方哲学的底本就可以理解为两种哲学史各自的古层，这种古层从一定程度决定了两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管遇到了自身革新的要求，还是遭遇了外来哲学的冲击，都能维系各自哲学传统的某种自性，而不至于变异或被吞噬。[34]又如戴卡琳教授从中西思想翻译的角度注意到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命名和称谓问题的特殊性，她认为像谓之这类说法不能直接翻译为系动词to be，由此她主张名，还是未名才是先秦诸子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46]墨家则持取实予名立场，认为实在名先，强调只有符合实际的名才真正立得住。[53]实际上，汉语言以文字为中心的模式不仅从横向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也在纵向上塑造了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形态，形成了一种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模型。[4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4页。在当代学者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语汇中拈出生生二字时，即意味着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感触，并由此试图反溯到传统哲学的古层，延伸和拓展出当代中国哲学的新领地。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上设想一种超越中西的哲学底本，这种底本既容纳了名的独立发展，又包涵了浓浓生意？这显然是可期待的。于是以之为基础，植入西方语法的概念，创造出了第一套中国语法学。
庄子认为以有形有名即形名相耦来理解世界的看法乃古人有之，并且在其之前就有人著书讨论过。中西哲学史上，举凡大哲学家均对其哲学传统中的底本有某种恰当而独到的领会，并在此基础上开创其哲学理论。
在严复看来，Logic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西方词汇，其表征的也不是一门普通的西方学问。德里达本人就曾指出：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哲学研究》 2018年第1期。进而言之，不管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的比较，中国古代哲人对底本的体贴，亦或从形名相耦的汉语言哲学思维特点来看，生生都无法脱离名名问题。[23]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第80页。其基本原理可概括为如下两段话：有物将来，其形先之。
丁耘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因是对存有问题的最终回答，而动力因是对自然问题的最终回答，二者最终不一不异。建形的过程离不开名，名名的过程离不开形。
这样的概念也不会作逻辑推论，即‘不会造作。[4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与知识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名。作为一个参照项，底本说可比之于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研究日本思想史时所提出的古层论（原型论）。
